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西方學者多半都認為古代的中國沒有生產玻璃的技術，并推斷許多出土的玻璃器皿都來自埃及、伊朗等地。從中國的古代典籍中尋找玻璃的影子，也可以屢屢發現玻璃由西域傳入的情況。如《魏略》中有“大秦國（即羅馬帝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魏書》中還有：“波斯（即伊朗）出金瑜石、珊瑚、琥珀、東渠、瑪瑙、多大珍珠、頗黎、琉璃。”更有西晉文學家潘尼留下了《琉璃碗賦》，其中盛贊“濟流沙之絕險，越蔥嶺之峻危”而遠來的玻璃盛器明澈精美，“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

臺灣的張宏實先生在其著述《戰國琉璃 璀璨古珠》中講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1929年的某一天，在中國河南傳教的懷特先生（Winter.W .C）有了重大發現。他閑逛集市時收購了一些質樸而華美的琉璃珠。這位基督教司教早年曾任教于多倫多大學的考古學系，他直覺這些珠子來歷非同尋常，并鍥而不舍地找到了出土它們的洛陽金村。后來，通過同位素檢測等科學手段，幾位玻璃專家發現懷特找到的玻璃珠屬于戰國時代，里面含有大量的鉛、鋇，完全不同于同一時期的西亞玻璃。如玻璃起源的傳說所述，西亞的玻璃制作時需要大量的鈉，屬于鈉鈣玻璃。他們回顧玻璃史并根據玻璃的成分演進分析，西方的玻璃含鉛量微乎其微，而高鋇玻璃更是在19世紀才出現。于是，惟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玻璃珠當屬中國本土制造。

2002年夏天，在南寧召開的中國南方古玻璃研討會上，中科院院士干福熹發布了中國古玻璃研究方面的又一個成果。他說，盡管我國古代玻璃以“鉛鋇玻璃”為主，但在廣東、廣西出土的玻璃大多是高鉀低鎂玻璃。這些古玻璃的氧化鎂含量僅有0.06%至1.0%，也屬世界罕見。因為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區出土的玻璃，氧化鎂含量高達3%至9%。這再一次說明我國古代玻璃是用國內原料自己制造的。

如此，中國制作玻璃的啟蒙時期可以推算到春秋末戰國初那個烽火連天的時代，大約比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第一塊玻璃晚上整整2500年。河南輝縣玻璃閣出土的吳王夫差劍上鑲嵌有3片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劍上鑲有2片玻璃，它們差不多是中國現在已經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玻璃了。難以想像的是，這5片玻璃幾乎見證了整個吳越春秋。

古代的中國人嗜玉如命，有專家分析他們在玻璃中加入鉛和鋇，是為了降低玻璃的熔點，并且增加其混濁度和光澤，使其外觀上看起來更加像玉。也有一說認為玻璃是中國乞求長生不老時大興煉丹術的副產品。因為煉丹爐溫度高，而且里面有鉛，所以東漢王充《論衡·率性篇》有載說：“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

在古代中國一直擔當著貴族標志的玻璃中，有一些舶來品，也有一些純屬“中國制造”，但是，玻璃中加入鉛和鋇之后，易碎的它變得更加易碎了。大概因為很難制造而且容易失卻，玻璃在那些時代一直是顯貴和奢侈的代名詞。想那勾踐、夫差都是一方王者，其名劍上鑲配的就是玻璃，玻璃該有何等尊貴！

玻璃在古代中國曾有多種稱謂。其中發音非常相近的就有琉璃、流璃、璧琉璃、陸璃、玻黎、琉琳、還有五色玉、藥玉、罐子玉、水玉、水精等等。還有古籍賦予玻璃“明月”、“夜光”美名。

關于明月珠有一個傳說：公元前400多年，湖北的隨侯有一天乘船出獵，滿載而歸時突然遇到風浪。臨危之際，才發現船頭出現了一條大蛇，口含明珠感謝隨侯數年前的救命之恩。大蛇送給隨侯的這顆明珠光彩奪目，后人稱之為“明月珠”或“隨侯珠”。

《莊子》里曾經提及這顆隨侯之珠，說“其質甚美”。《淮南子》中更把隨侯之珠與和氏璧相提并論，上載：“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貴，失之者貧”。隨侯之珠美名天下，但是直至1976年隨侯之墓出土人們才明白，它就是精致而華美的戰國琉璃珠！

在晉武帝統治時代，世風奢靡。石崇夸富、敲斷晉武帝珊瑚樹而后擺出數十棵認賠任選的故事廣為流傳。相較之下士大夫王濟（武子）的奢侈生活鮮為人知。然而《世說新語》的“奢汰篇”并沒有放過他。書上說，有一次，堂堂的晉武帝司馬炎臨幸王濟家，王濟生活作風太過奢靡，“武子供饌，并用琉璃器”，晉武帝又妒又怒，飯沒吃完就起駕回宮了。如此看來，判定他奢侈的一個鐵證就是使用玻璃。

在中國古代，玻璃如此尊貴，一直高高在上于普通人的生活，它的生產一直沒有成大氣候。旋即，西域的鈉鈣玻璃涌入中國。這些玻璃比中國鉛鋇玻璃耐溫性能好，更結實更耐用式樣也更豐富。一時間，中國本土的玻璃價格被迫跳水，本來就不景氣的玻璃業雪上加霜，而模仿西方玻璃的風氣日益盛行。

直至明清，特別是清代，因為鼻煙壺前后約400余年的風行，中國玻璃才從沉寂中蘇醒，并在世界玻璃史上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

相傳鼻煙和鼻煙壺是1581年由意大利人利瑪竇帶進中國的。鼻煙風靡一時，尤其是康熙、乾隆年間，從最高貴的帝王到最底層的貧民，無論貧富貴賤無不好之，甚至將其視為第二生命。于是鼻煙壺制造業應運而生。大概因為利馬竇帶來的鼻煙壺是玻璃胎的，加之玻璃質密不漏氣、不會受潮，又透明，從外面就可以鑒別鼻煙的成色，所以在中國“制壺之始，僅有玻璃，余皆后起也”。

玻璃胎的鼻煙壺當時名為料煙壺，它是清代鼻煙壺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的玻璃藝術家充分利用了玻璃晶瑩剔透的藝術品質，把國畫的創作借用于鼻煙壺這塊方寸之地，留下了不少佳話。

明初始起灶的山東博山玻璃作坊，是有史可證的中國最早的玻璃作坊。相傳博山的西冶街是玻璃作坊的集中地，在這條街的城門上就刻著“珍珠瑪瑙翠，琥珀玻璃街”10個大字。該地生產的料煙壺，曾在歐洲名噪一時。